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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英明:“脑计划”很可能就是一场“骗局”
商洛在线 www.shangol.cn   发布时间:2016/07/29 16:27:12

  领导英明:“脑计划”很可能就是一场“骗局”

  劳克伟: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但没有 “中国脑计划”。所谓的中国脑计划,很可能是一些“滥竽充数、心术不正的学术骗子、贩子们”为了套取国家巨额科研经费做的一个“局”。7月7日,最高检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旨在建立一个更“干净”的创新环境,避免一部分起了“贼心”的人打着爱国、科研的幌子进行贪腐活动,《意见》还指出,泄露国家重大科技秘密的犯罪,要严肃处理。

  看来,“反腐无禁区”是真的,国家领导人英明,对科技界的腐败了如指掌。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有的人喝的是“娘奶”,干的是什么?“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以报效祖国和人民为抱负,为伟大事业铸就不朽传奇,祖国就把他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人民就把他记在最深的心底。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附:

  读杨雄里院士《为中国脑计划呐喊》一文有感

  劳克伟/文

  杨雄里院士在专业期刊、媒体上一而再地撰文为中国脑计划“呐喊”。在当下中国学术江湖,杨院士的呐喊,犹如“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实在是难能可贵。那么,“呐喊”的背后,究竟又有哪些隐情呢?笔者借此谈谈读后《为中国脑计划呐喊》一文的感受和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2013年5月,继美国、欧盟脑计划提出后,国家领导人曾就此批示有关部门组织研讨,研讨的结果无非是中国“可为”或“不可为”,其动意很有前瞻性。国家级脑科学大计划,将涉及可观的经费以及众多的部门,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经过严格的论证,要慎之又慎。事实上,科技部也是这么做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牵头密集举办了十余次专家研讨会。

  按杨院士所说,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建立“中国脑计划”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集体应该具有把握脑科学发展全局的能力,应该对中国脑科学研究现状了如指掌,并具有组织、领导大科学项目的丰富经验,应该具有海纳百川、集思广益、从善如流的宽广胸怀,摒除以邻为壑的门户之见。

  显然,杨院士呼唤的是战略科学家。2014年3月, S20 脑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特别香山科学会议,由蒲慕明、杨雄里、强伯勤、范明担任执行主席。目前,中国脑计划的领导核心人物应是蒲慕明。

  蒲慕明,1948年南京出生,台湾人,美籍,博士,研究员,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任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可见,蒲慕明是一位科学家。

  蒲慕明本人对 “由上而下”的“大科学”计划是一贯持谨慎批评态度的,认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突破,绝大多数是由个别科学家推动的“小科学”研究所创造的,在生物学领域的重大科学发现,几乎完全源于“小科学”研究。“小科学”实验室是重大科研进展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最好的环境。早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出炉时,他就在《自然》增刊上发表了反对“大科学”的观点 。

  “许多科学家都忙着纂写‘大项目’的申请书,要求政府给予高达几亿到几十亿的经费”,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强调“大科学”?他认为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一些上亿元大科学项目,为了证明巨额投资的必要性,预算中包括了仪器购置费,而这些昂贵的国外进口仪器多数买回来就闲置了 ,“扑满了灰尘,十余年后都报废了”。有的商家返点高达50%,购置这样的仪器,其中是否有利益输送,真是不好说。

  “一项国家层面的大计划,就可能获得100 亿人民币的资助,即使这一项资助延盖15 年,每年的投资额也将大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蒲慕明还曾痛心地说过,“一些中国科学家认为,既然现在政府愿意投资,大量的研究经费是不拿白不拿;而没有考虑到在他们实验室里闲着不用的一台仪器的投资额,是足够维持贫困地区的整个乡村好几年的生活”。

  “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蒲慕明反对将脑科学做成国家级“大科学”是正确的,但具有讽刺意味地是,所谓的“中国脑计划”的牵头人恰恰是蒲慕明。蒲的角色与思想的大转变着实让脑科学同行们大迭眼镜,人们难免怀疑蒲慕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背景、动机和所代表的利益了。

  蒲慕明是神经生物学家,工作单位是中科院,他对临床研究、类脑研究、国内脑科学现状究竟了解多少呢?所以,由他作为脑计划的牵头人,提出“一体两翼”构想,突出 “一体”,而一体是指认识脑(主要指脑基础研究),就很说明问题了。2014年,中科院新成立的脑科学和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包含了20个院所80个实验室,似乎就是针对中国脑计划临时搭建的,而这个中心主任就是蒲慕明。

  中国脑计划不是中科院脑计划,“在脑科学及相关学科领域,高校都有很强的实力”。杨雄里院士作为复旦大学脑科学院创始人,高教系统神经科学家的代表,指责计划筹备组核心人物要“摒弃以邻为壑的门户之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自2013年5月后,成立的与脑科学和类脑研究相关的机构,有多少是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 又有多少是滥竽充数、抢夺或剽窃他人成果的?值得国家领导及民众特别关注。

  施一公和饶毅曾联手在Science发表社论:“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

  蒲慕明曾就此还公开点评过饶毅、施一公的社论,认为饶毅、施一公做为中国最著名大学的年轻领军人物,在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用夸大失实、耸人听闻的方式来评价有关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极其不恰当的,并据此呼吁中国科学家自律。让人觉得,蒲慕明为人正义,看问题客观,有海归派带头大哥的“范儿”。如今,这个带头“大哥”正在扮演着“小弟”施一公、饶毅曾经批评过的“角儿”。这真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

  一个成功的大科学计划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可以完成的目标;其次,它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并得到该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支持;第三,启动这个项目的时机已成熟。2015年初递上去的“中国脑计划”,其最终结果就已经说明了问题。这个计划,从中科院神经所2015年年会记录《蒲慕明:对中国脑科学未来的思考》中初步判断,用一个字“散”来概括一点也不为过,不但形散,神更散。举枪无准星,开枪无子弹。无主题,无思想、无内容、无原创,无重点,就是一个大拼盘。欧美脑计划,或模拟脑或绘制脑图,都聚焦在了某一点上,重点攻关。

  这一切,国家领导人是清楚的。李总曾到清华,就阿尔茨海默病问了施一公三个问题,那是相当地“专业”——“你们也是在寻找靶点,跟治疗癌症一样?”,“何时开始筛查药物?”,“(冷冻电镜系统)应用的效率怎么样?是24小时开放吗?”(注:施一公用的是世界上最大冷冻电镜系统,引进一套这样的系统大概要上千万美元)。

  从杨院士的《呐喊》中,笔者可以读出所谓的中国脑计划,到目前还是 “五无”计划,即无强力领导、无明确方向、无具体内容、无实施步骤、无未来愿景。所谓的“一体两翼”,也仅是基本构想,套用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乃东施效颦之作。其实,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的“脑科学及类脑研究”,命名已经很科学,可理解脑科学计划及类脑研究计划,而不应再搞什么所谓的“一体两翼”。“认识脑”是两个计划的“基础”而不应该成为“主体”。也就是说,“一体两翼”提法不严谨,本末倒置,生拼硬凑。

  杨雄里院士指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讨的重点是,论证脑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以确保此项目得以成功立项”,这也算说了实话,三年多了,只为了立项而立项、为了计划而计划,钱“忽悠”到手再说。“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等专项中,有关脑科学方面的,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国家科技部的公信力容不得如此挥霍!

  我国脑病患者多、非人灵长类动物猕猴多,这是事实,是资源优势但不是我国制定与实施脑计划的优势,更不是特色。建立人脑库、猴脑库,可能伦理上都过不去。北京大学伦理学 专家丛亚丽在讨论中国可能实现人类历史上首例“换头术”时曾发声:“不希望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加深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中国人做事没有底线,什么都能做”,值得我国脑科学家们深思啊!

  几年来,蒲慕明在媒体上多次借其特殊身份就脑计划发布消息,在他刚刚获得Gruber神经科学奖时还在向媒体透露“‘中国脑计划’已通过,并有望在今年启动”含糊不清的信息,他所获的Gruber奖被国内媒体称为“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最高荣誉”,也言过其实。Gruber获奖者中曾有一位在2014年问鼎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该奖项有1/3颁给了神经科学家。这前后矛盾的信息又是谁“透露”给媒体人的呢?国内、国外的个别奖项,背后存在着当事人和组织间的利益输送,这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当然,人是经不起“显微镜”观察的。“杨玉良与Leibniz奖”,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杨雄里院士对网上的实名质疑,也应当正面回应一下。

  今年4月,蒲慕明参加了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神经科学大会,这个会议探讨的目标是:竞争资金。在会上,蒲慕明指出,中国有大量恒河猴(普通猕猴)供应。为获得全球学科带头人的支持和资助,会议组计划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最终方案。针对这份全球脑科学倡议,蒲表示,可促使中国政治领导人在国际神经科学领域起到“主导作用”。脑科学家的国际合作可能成为对抗政治风向变化的缓冲剂。而另一篇报导则变成了:今年10月,将在联合国举行国际脑科学大会。

  试问:我们是在制定中国脑计划,还是国际脑计划?我们拿什么“回应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强势出击”?我们凭什么能让我国的政治领袖在国际脑科学领域起“主要作用”? 是凭我们的“五无”脑计划,还是凭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还是让国家砸钱或与国际上比着烧钱吗?在联合国召开国际脑科学大会又能怎样呢?个别海归借国外势力给国内政治领导人施压,是惯用的“伎俩”。

  有媒体称蒲慕明是具有中国情怀的世界级科学家,“几乎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其本人也是“谦虚”地接受了这样的“肯定”。但实际情况如何呢?蒲慕明是1999年出任神经所所长的,1999年之前呢?张香桐、梅镇彤、吴建屏、朱培闳、李朝义、赵志奇、谭德培、沈鍔等老一辈脑科学家们,难道什么都没有做?中科院神经所,若没有他们奠定的基础,若没有国家做后盾,会有今天吗?仅“凭一己之力”能办到吗?不要错把平台当本事。

  国家领袖对知识分子言论的包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那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们要自重,尤其是大海归、老海归绝不可以挟洋自重,更不可拉大旗作虎皮。其实,中、美脑科学家还发挥不了当年“乒乓外交”的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些海归,确实被祖国母亲宠坏了,给多少经费都嫌少,喝着娘奶骂着娘。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近几年,被三两个海归搞的乌烟瘴气,动不动就要解散科技部,选不上院士就骂院士,得不着诺贝尔奖就自设“诺贝尔奖”。洋装穿在身,那颗心可还是中国心?对于祖国母亲,我们不能只做科技“啃老族”!有海归学者曾发出酷似“钱学森之问”之问:“我能为中国做什么”,笔者将祖国母亲的话捎给你,“暂时不用你做什么,别添乱就好,要做就‘做一个有趣的人’吧”。

  只闻机杼声,不见皇帝衣。国家科研经费不是唐僧肉,所谓的中国脑计划,很可能是一些“滥竽充数、心术不正的学术骗子、贩子们”为了套取国家巨额科研经费做的一个“局”。杨雄里院士的呐喊,让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科技界的多种矛盾因素,如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部门之间的异见对立、利益划分的明争暗斗、地缘关系的小圈子、职业的高低贵贱等等,学术界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分割,中国现行的学术制度对此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些功成名就的学者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仅在已有的成就面前裹足不前,而且还侧身“学阀”之列,在本专业领域巧取豪夺,在与本专业无关领域或场合翻云覆雨。这种现象是少数,但却助长了学术腐败的蔓延,尤其生命科学领域的个别海归学者,不够自律,虽贵为 “千人”,却常出“老千”。“如果嘴上说的是多拿项目多出成果,心里想的是升官发财、名利双收,那么前行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

  当然,我更愿相信蒲慕明是一位有品德、真爱国的科学家,他也曾如此真诚地教导过自己的学生, “我坚信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应该是诚实的, 即便是面向不懂得其研究领域的大众和领导也必须是诚实的”,“当一个科学家成为科学管理者时,应更有义务坚守科学家的行为准则, 讲实话, 不浮夸”,“浮夸只能得利于一时, 它终将毁掉一个人、一个机构甚至一个国家的科学声誉。这种浮夸风已经成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国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尊重的主要障碍”。说的真好,让我们共勉!(劳克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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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慕明,1948年出生于南京,1949年随父母远渡台湾, 1970年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后移民美国,1999年回大陆任中科院神经所至今;他的父亲蒲良梢,曾任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经国号”飞机研制者之一;他的女儿蒲艾真,“台裔美籍女性”,美国社会活动家, 2012年美国时代杂志将她选入了“最具影响力时代百大人物”,她评价父亲蒲慕明“原是台湾政治活跃人士”。

  1999—2006年,他负责的中科院神经所每年的经费约2800万元,那么2006—2016年,经费是多少?成果是什么? 有媒体曾说“如果有什么能让蒲慕明更疾恶如仇、义愤填膺的事情,他在惯常的渠道上已经不能一吐心中之块垒,谁敢保证并阻止不到互联网上去大声疾呼呢?”,请问,蒲慕明要“大声疾呼”背后的“隐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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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一公,1967年生,河南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2008年初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他的归来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施说,“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答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30年”。

  当年钱学森回国,美国海军次长曾说:“我宁可枪毙他,也不愿他回到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抵三到五个师。”而施一公突然回国,有媒体称“美国白宫听闻后感到无比吃惊”,不知道美国吃惊的什么?施一公回国的待遇不比美国差啊。

  不过,施一公等人在《细胞》上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一事也应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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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毅,男,1962年出生于江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原自媒体《赛先生》主编,现任《知识分子》主编。2007年决定回国,受聘出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2013年9月卸任。2016年4月,任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他曾因落选院士发誓终身不再参评,也曾发出酷似“钱学森之问”之问:“我能为中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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